對我國政黨制度的幾點認識
文章來源： 作者： 時間：2011-06-27對我國政黨制度的幾點認識
湖南省政協副主席、農工黨湖南省委主委 龔建明
（2011年6月）
歷史走過了六十余年，六十多年里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家經濟實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民主法制建設穩步推進，文化建設取得重要進展，社會建設全面展開，綜合國力空前提高。在世界政壇上，中國的話語權越來越強；在世界經濟危機中，中國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這些驕人的成績最終求證了一個事實，即中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十分正確的，中國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十分正確的。
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不是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而是該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民族文化傳統和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等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和政黨學說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創造，是中國共產黨同包括農工民主黨在內的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長期團結奮斗的重大理論和實踐成果，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和現實需要。
一、中國共產黨是歷史發展的選擇和人民智慧的結晶
歷史是不能忘記的。要認識今日中國，就必須了解昔日中國。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互相勾結，阻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中華民族危難深重，中國人民無法享有民主權利。為了改變國家、民族的悲慘命運，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奮起抗爭。
20世紀初，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發動和領導了具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隨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頒布《臨時約法》，全盤照搬西方議會政治，允許人們結社結黨。一時間，各類政治團體蜂擁而起，政黨多達300多個，成為我國近代史上“政黨林立”的時代。但是，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辛亥革命的果實很快便被獨裁統治的袁世凱摘取。隨后，蔣介石背叛革命，實行法西斯一黨專政。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面臨著走什么道路，建立什么樣的政黨制度問題。當時以中國共產黨代表的各民主黨派根據人民的要求，主張與國民黨及其它民主黨派共同組成民主的聯合政府，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的改革。但是，在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派一黨專政、黨同伐異的法西斯統治下，所謂第三種勢力主張的多黨議會制也宣告失敗，并把中國推向內戰的深淵，最終被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民主力量趕出中國大陸。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不論是對于過去歷史上說，對于當前任務上說，對于中國社會性質上說，所謂一黨主義都是沒有根據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
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團結全國各革命階級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奮斗。主要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成立的各民主黨派，其社會基礎是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同這些階級相聯系的知識分子和其他愛國分子，有著反帝、愛國、民主的政治要求，是中國社會的進步力量。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勝利的偉大斗爭中，確立了在中國各種革命力量中的領導核心地位。1948年，中國共產黨發布著名的“五一口號”，得到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積極響應，他們公開表示，愿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共同為建立新中國而奮斗。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式確立。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共同參加新中國國家政權建設。
解放戰爭勝利后，中國沒有經過充分發展資本主義便進入社會主義。其間，資產階級自由化人物為了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極力主張在我國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污蔑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制是一黨制。這是不符合我國實際的。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轉折。要在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需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是一個統一的人口眾多的多民族的大國，生產力還十分落后，經濟文化發展嚴重不平衡，政治經濟體制也不完善，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還長期存在，西方資本主義的各種腐朽思想對我國也有較大的影響。在這樣的一個國度里建設社會主義，并盡快趕上發達國家，這就需要有一個堅強的黨作為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領導人們向共同的目標前進。脫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追求西方國家形式上的民主，實行兩黨制、“三權分立”，國家就會四分五裂，中國人民就會成為一盤散沙。1989年2月26日，鄧小平同志同美國總統布什談話時說：“中國處于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結果既實現不了民主，經濟也得不到發展，只會出現國家混亂，人民渙散的局面”。
實踐證明，在中國確立和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政治智慧的結晶，是合乎歷史發展的唯一正確選擇。
二、中國共產黨有能力領導好中國
鑒往今來，我們可以用四個階段論，以及權利代表論，來證明中國共產黨完全有能力領導好中國。
——中國共產黨在建黨后的29年里，表現出了非凡的凝聚力和號召力。在這29年中，中國共產黨歷經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在各個歷史階段，她代表了中國社會的發展要求和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而取得了勝利。
北伐戰爭，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的口號，代表了中華民族獨立和中國社會統一的訴求。土地革命戰爭，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代表了當時占人口90%以上的廣大農民的利益和社會要求。抗日戰爭，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面抗戰，驅除日寇出中國” 的口號，代表了民族的意志和利益，最終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解放戰爭，提出了“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推翻三座大山”的政治目標和進行土地改革的社會目標，代表了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數的廣大農民的利益和社會要求，從而贏得了人民群眾的堅定支持，最終奪得了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成功的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國。
——在建國后的頭29年里，中國共產黨表現出了非凡的整合力和領導力。通過整合各方力量，共產黨領導中國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化，使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建設取得了巨大進步，使我國擁有了重要的工業基礎設施，以及飛機、衛星、原子彈和遠洋船舶等尖端科學和工業制造。
在這29年中，中國共產黨歷經國民經濟恢復和建設，工業化的努力，以及艱難曲折的探索，最終糾正錯誤，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黨提出了“恢復國民經濟” 的口號，并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代表了全國人民和占人口大多數的廣大農民的利益和社會要求，從而把新民主主義革命引向成功。
在國民經濟建設時期，黨提出了“實現國家工業化”的神圣使命，代表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自強于世界優秀民族之林的追求，代表了全國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和社會要求，從而初步建立起民族工業體系。
經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和磨難，黨最終以自身的認識和力量，打倒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從指導思想上糾正自身的錯誤，提出了改革開放和“四個現代化”的偉大口號，將中國引上了走向世界，走向未來，走向現代化的偉大征程。
——在改革開放后的31年里，中國共產黨再度表現出非凡的發展力和創造力。其以國家發展，人民幸福和富足為己任，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和“三個發展階段”的口號，代表了中國社會、中華民族和全體人民未來和發展的根本利益。黨以“一心一意謀發展，全心全意搞建設”為指導，推動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社會自由化，從而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效，使中國開始崛起為世界經濟巨人、政治強國。
有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而在31年前，它甚至進不了前10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已經從1978年的3645億元人民幣，增加到2010年的近40萬億人民幣。這一階段的年增長率達到驚人的9.8%。中國的經濟規模過去只是美國的6.4%，如今將近美國的三分之一。
如此驚人的增長賦予中國人前所未有的富裕。貧困人口大幅降低，按2010年農村貧困標準1274元測算，年末農村貧困人口為2688萬人，比上年末減少909萬人。
事實上，許多人已經認為，“中國模式”可以提供其他國家可效仿的、成為全球強國的另一種途徑。
1989年，當蘇聯體制即將崩潰時，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歷史的終結》一文中斷言，美國模式——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相結合——擊敗了對手。那些沒有采用美國體制的國家將落在后面。
中國的經驗顯然駁斥了這一斷言。因為在中國經濟取得空前發展時，中國共產黨一直能夠牢牢控制國家。中國國內存在著強大的聲音，堅稱中國不應當試圖模仿西方，而應找到自己的路。
人民網一項調查發現，最常用來描述“中國模式”的詞語是：改革、開放、發展、漸進、試驗和穩定。參加調查的人還說，“中國模式”的主要特點在于，強有力的政府主導；漸進式改革；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同時進行。對其他國家打開發展之門來說，所有這些中國模式的關鍵因素都可能證明是有效的。
或許實踐已經和必將證明，“中國模式”的最大作用在于它提供了另一種發展途徑——而且有可能在于提供了一種迂回的前進路線，從而繞過當前源自西方的經濟問題。
——面向世界，展望未來，中國共產黨提出了“要在21世紀中葉，使我國成為中等發達強國”的戰略目標，代表了中國社會和全體人民的最高利益和要求。鄧小平提出關于我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發展戰略，即“在下世紀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四千美元。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節奏的加快，這一戰略目標將加快變成現實。
我們堅信，中國共產黨按照胡錦濤同志強調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精神，以中國社會，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最高利益為自己的執政之本，必定會領導我們走向現代化強國的光輝燦爛的明天。
三、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存在與發展
世界各國在實施政黨政治的過程中，往往根據本國的具體國情形成一定的政黨政治模式。國情的多樣性、復雜性決定了政黨制度的多樣性。在世界各國，凡是能促進社會進步、經濟發展、政治穩定、人民幸福的政黨制度就是符合國情的政黨制度。衡量我國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的標準，最根本的是要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從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的效果著眼，一看能否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二看能否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保持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和優勢；三看能否保持國家政局的穩定和社會安定團結；四看能否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這是歷史的啟示。實踐證明，中國的政黨制度正是這樣一種政黨制度。?
首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結果。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曾出現過三種政黨制，但很快都退出了歷史舞臺。只有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提出和實行了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理論路線和方針政策，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并在創立新中國的過程中和各民主黨派一道創立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成為一種符合全中國人民利益要求，符合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要求的政黨制度。?
其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與我國社會經濟基礎相適應。從所有制結構來看，我國實行的是公有制占主體的經濟結構模式，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對經濟基礎的性質與政黨的經濟功能和實力起關鍵作用，這種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決定了有主有從的政黨和政治格局。從分配制度看，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分配原則，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各民主黨派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利益在社會主義分配原則下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促進了各民主黨派的共同發展。建立在公有制占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能夠在廣泛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的同時，確保對國家的統一領導，快速決策，集中力量辦大事。正是靠著這一點，才使中國這個人口眾多、經濟落后的大國，克服種種困難和風險，在較短的時間內，保持了較高的發展速度，實現經濟騰飛和社會全面進步。?
再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與中國的歷史傳統文化相適應。一個民族的主體文化深深融入其社會政治、經濟、精神意識等各個領域，影響著人們的思想意識和行為，影響著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華文化的本質屬性是“和”,中華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追求和諧，尋求平衡、協調和穩定，反對分裂和沖突。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所反映的正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和合”精神，體現的是統一戰線的本質大團結、大聯合。在多黨合作中，中國的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不是在野黨，更不是反對黨。民主黨派與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關系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是真誠合作，相互補充，是“和”而不同。中華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趨于尋求對立面的統一，強調統一地、整體地認識自然和社會，把天地人看作統一的整體，強調三者的聯系和統一，體現的是多元一體的文化觀。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既能實現廣泛的民主參與，集中各民主黨派的智慧，促進執政黨和各級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又能實現集中統一，統籌兼顧各方面群眾的利益要求；既能避免一黨執政缺乏監督的弊端，又可避免多黨紛爭、互相傾軋造成的政治混亂和社會不安定團結。?
四、中國政黨制度的選擇可以借鑒有益成果，但絕不能照抄照搬
多樣性是宇宙普遍適用的自然法則。在豐富多彩的世界里，文明的多樣性不僅造就了不同的種族和文化，而且造就了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政治發展模式。世界范圍內，從政黨制度的類型與模式上，可劃分為“一黨制”、“兩黨制”、“多黨制”以及“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制”等等。世界政黨制度這樣一個多樣性的特征，是在不同歷史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政治文明的具體體現。
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以后，先后通過《權利法案》、《王位繼承法》等憲法性法律文件，奠定了英國君主立憲制政體的基礎。根據英國的憲法，英國女王是世襲的國家元首，是全國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也是英國國教的世俗領袖。英國的內閣制度，乃至整個英國政治體制，如果脫離了君主，是無法運行的。
1620年9月，102名英國清教徒乘“五月花”號船駛向北美，并于同年11月11日，訂立了“五月花號公約”，內容廣泛涉及殖民地政治安排、宗教信仰等事宜。雖然美國當時受英國的政治影響很大，但他們并沒有完全照搬英國模式。而是在多民族、多文化性的社會基礎上建立了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制，明顯有別于英國的君主立憲制，也不同于法國的內閣制。
第二次大戰之前，日本實行的是在君主立憲的形式下，新興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為社會基礎的天皇獨裁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天皇總攬一切大權，凌駕于其它任何國家機關之上，而且直接統率武裝力量。戰后迫于國內外壓力，日本進行深刻的政治體制改革。1946年，美國占領軍司令麥克阿瑟代表美國向日本提出制憲三原則，但“天皇”最終還是被保留下來。
總之，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政黨制度，走什么樣的政治發展道路，要與這個國家的國情相適應；世界各國國情不同，根本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黨模式”，照抄照搬別國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正如英國有英王，美國無美王，日本仍有天皇。因此說，世界各國的國家管理模式和政治制度并不一樣，更不可能千篇一律。正如胡錦濤同志所深刻指出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要積極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絕不照搬照抄別國的政治制度模式”。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和紛繁多變的時代風云中，我們必須敞開胸懷，積極吸收人類社會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同時也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爾東西南北風”，深刻認識堅持和完善我國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的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必要性，團結一致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好、發展好，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