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共產黨誕辰100周年，農工黨也走過了91載風雨歷程。農工黨從誕生那天起，就把自己的命運與中國共產黨以及中華民族的興衰榮辱緊密聯系在一起。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致中國農工民主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賀詞中這樣寫到：“中國農工民主黨具有愛國革命的光榮歷史和優良傳統。自1930年成立以來，一代又一代農工黨人同中國共產黨并肩奮斗、攜手前行，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偉大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為統一戰線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實踐充分證明，農工黨作為中國共產黨久經考驗的親密友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是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偉大征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一支重要力量。”回顧農工黨的歷史，就是一部與中國共產黨相互扶持、相互砥礪、生死相依、榮辱與共的浴血奮斗史。

農工黨的創始人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理想信念一致，是農工黨與中國共產黨能夠走到一起的思想基礎。志同則道合，鄧演達的哲學思想，是堅持唯物論和唯物史觀，因此，其政治主張與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基本一致。他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中，鮮明地表達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場，提出了平民革命、平民政權的主張，明確解決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采取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實現社會主義，這是鄧演達革命思想的精華，符合當時中國的國情。這種政治主張的一致，使得鄧演達與中國共產黨的很多領導人能夠成為朋友，在很多重大事件面前能夠相互支持，相互呼應。由于對農民問題的同樣重視，鄧演達同毛澤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1927年初，鄧演達在總政治部下特設農民問題討論委員會，聘請毛澤東、惲代英等為委員，討論中國革命中的農民地位及具體運動方案。同年3月，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由鄧演達、毛澤東聯名提出的《農民問題決議案》和《對農民宣言》兩個文件，集中體現了兩人關于農民問題的一致見解，為全國農民運動的開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借鑒。鄧演達還借鑒毛澤東在湖南成立省農民協會的經驗，召開了湖北省農民代表大會，并和毛澤東一起被選為大會名譽主席。同年4月，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決議成立土地委員會，鄧演達親自提議請毛澤東為委員，先后舉行了六次會議。毛澤東對鄧演達積極支持農民運動極為贊賞，向他提出了許多有利于農民運動發展的建議。在鄧演達、毛澤東的共同努力下，全國各地農民運動迅速蓬勃發展。為了培養農民運動干部，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在武昌創辦了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鄧演達以中央農民部部長身份和毛澤東、陳克文一起擔任常務委員，并由毛澤東來主持講習所教務工作。幾年的合作共事，鄧演達和毛澤東經常促膝長談，交流思想，以致產生了英雄之間的相互賞識。鄧演達殉難后，毛澤東非常痛惜。他在批注《新唐書》《徐有功傳》時評道：“岳飛、文天祥、曾靜、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鄧演達、楊虎城、聞一多諸輩，以身殉志，不亦偉乎！”一個“偉”字，可見老朋友鄧演達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農工黨與中國共產黨的緊密聯系從一些農工黨創建者的身份就可見一斑。事實上，早期參與農工黨籌建工作的同志，很多還是具有共產黨人身份，如譚平山，1920年組織廣東共產主義小組，歷任中共第三、四、五屆中央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朱蘊山，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章伯鈞，1923年經朱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們都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八一南昌起義。1925年加入中共的陳啟修，還是《資本論》的第一位中文翻譯者，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外，像鄭太樸、羅任一、李世璋等社會活動家、北伐名將，也都曾加入中共，雖然后來由于種種原因，他們脫離了中國共產黨，但他們救國救民的初心未改，仍在苦苦尋求中國革命的道路，殫精竭慮，奮斗不息。

周恩來為農工黨確定黨名的歷史掌故從另一側面反映了農工黨與中國共產黨是肝膽相照的摯友關系。農工黨的名稱并不是一開始就確定的，歷史上農工黨曾幾度改組、易名,經歷了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四個時期,從組織的初創、平民革命理論的確定、抗日聯共的政治取向到戰后對民主政治的追求,體現了農工黨順應時勢變化以求發展的歷程。農工黨名稱的最后確定，與周恩來的幫助是分不開的。1947年2月，為迎接中國革命新高潮，農工黨在上海召開了第四次全國干部會議。會上，提出了“工農民主黨”等10多個名稱，大家激烈討論，反復斟酌，難以確定，最后請教周恩來。周恩來說：“依我個人見解，對工農民主黨這個名稱，稍作改動更名為農工民主黨較為妥當，因為鄧演達先生很重視中國的農民問題，還在北伐前，他就是中國農民解放運動的倡導人之一，建黨之初就提出‘建立以農工為中心的平民政治’的主張，在他的很多論文中，也多次這樣提出過。‘建立農工平民政權’是鄧演達先生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你們黨的光輝的歷史傳統，以‘農工民主黨’為你們新的黨名，不是順理成章的嗎？” 大家認為周恩來的這番話很有道理，于是把黨名正式確定為中國農工民主黨。

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農工黨始終與中國共產黨站在一邊、想在一道，干在一起。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占中國的野心全面暴露，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巨大危機，國民黨蔣介石打著“攘外必先安內”的旗號，消極抗日，積極反共。1935年，中國共產黨發布《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農工黨率先響應，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奔走。1936年，中國共產黨發出《關于逼蔣抗日的指示》，農工黨的政策也由反蔣抗日轉為逼蔣抗日，在政治上與共產黨密切配合。1937年，農工黨中央執委彭澤湘受中共邀請到延安與毛澤東共商國是，商談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后，農工黨在全國各地組織工人、農民、愛國軍人開展了各種形式的抗日救亡運動。農工黨負責人黃琪翔擔任第九集團軍副總司令，領導了淞滬抗戰，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速戰速決的美夢。此外，農工黨積極組織抗日武裝，投入到抗日戰爭第一線，在冀南豫北、安徽和廣東開展抗日斗爭，犧牲80多人，涌現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抗日事跡。如農工黨人王守先，在平津淪陷后，與“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合作，在河北涿縣組織抗日游擊隊，騷擾敵寇，不幸被捕，受盡嚴刑拷打，堅貞不屈，被日寇拔去10個指甲，后被狼狗活活咬死，壯烈殉國。再如農工黨員張牧野，目睹日寇獸行，在天津與日寇召開巷戰，雖身受重傷，仍奮不顧身，揮舞戰刀英勇殺敵。抗戰勝利后，農工黨在全國各地已擁有上萬人的武裝，面對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和前途的抉擇，農工黨堅定地與共產黨一道，投入到波瀾壯闊的反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全國解放戰爭，為新中國的建立貢獻了農工力量。

水流千轉歸大海，農工黨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五一口號，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農工黨對這一口號熱烈擁護，5月5日，彭澤民代表農工黨與其他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聯合發出通電，一致響應“五一”口號。6月6日，農工黨又單獨發表《中國農工民主黨對時局宣言》，表示完全贊同中共的主張，選擇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自此，經過近20年的艱苦摸索，農工黨終于找到了前進道路上的主心骨和領航人，從而走上了一條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而不懈奮斗的正確道路。

登高望遠天地闊，縱橫捭闔自從容。中國共產黨走過100年的光輝歷程，百年來，風雨如晦，歲月崢嶸，從弱小走向強大，從稚嫩走向成熟。新的歷史時期，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瞻遠矚，帶領全國人民奔向全面小康。農工黨緊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發揮優勢，著眼大局，為促進社會和諧、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加強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積極貢獻智慧和力量，在健康中國、美麗中國建設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充分彰顯了其作為參政黨的價值和意義。

風正一帆懸，潮平兩岸闊。新時代新征程，中國農工民主黨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堅強領導下，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面加強自身建設，建言獻策，服務社會助力民生，與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道，沿著中華民族百年復興之路接力探索、并肩奮斗，必將再次寫下無愧于歷史的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