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時候，我就知道我還有個伯伯，叫“龍伯”。龍伯很早就出去當兵了，一直沒有回來。父母都叫他“龍哥”，但不知道他的出生年月。父母談起伯伯的時候并不多，只是在提及家史的時候偶爾提到他。

我家姓龔，但伯伯姓彭，是父親同母異父的兄弟，大約在五六歲時隨母下堂從青樹坪來到了永豐鎮的和風總（今和塘街）。這時候伯伯已經有了自己的名字“彭金龍”。

爺爺出生在離和風總五六里外的茅坪，三歲喪父九歲死娘，自幼成了孤兒，一場大病無錢醫治，又導致脊椎變形成了駝背。爺爺討過飯挑過擔，給村里的地主家放過牛，靠吃百家飯長大。

雖然是殘疾，爺爺卻“晏牙”（永豐話，爭氣），在鄰居家“剽學”了磨豆腐的手藝，不到20歲就來到和風總，借了三升豆子和一付石磨，說好話在別人的屋檐下擺了個豆腐攤，幾年后租了門面開了豆腐店，又過了幾年買下了這間門店，爺爺請一名教私塾的清末秀才給豆腐店取名“龔福和”。這間豆腐店就是我家現在和塘街的祖屋。

勤勞發狠的爺爺，雖然靠磨豆腐起早貪黑賺了點血汗錢，買了鋪面，但由于殘疾一直討不到堂客，直到三十四五歲經人撮合，奶奶才領著幼小的伯伯嫁到了我家。

奶奶嫁過來幾年，先后生下了父親和姑姑，加上伯伯，年已中年的爺爺有了仨兒女，街坊四鄰稱伯伯“龍伢幾”父親“二伢幾”，至今還有叫父親二哥二叔二伯的。

別看爺爺殘疾，卻是個爆性子，奶奶卻天生老實本分，加上二婚的名份，在爺爺面前大氣都不敢出，只有幫著磨豆腐的份。爺爺也只送父親和姑姑讀書，父親讀了私塾讀新學，姑姑讀了私塾讀二女校，龍伯到我家后爺爺送沒送他讀過書，沒有聽父親說過，可能也讀過但那時他年幼沒有印象。

比父親大七八歲的龍伯，到了十四五歲就開始賣豆腐。那時爺爺的豆腐店每天要磨四五桌豆腐，水豆腐干豆腐炸豆腐樣樣齊全，除了在店門口擺攤外，還要挑出去賣，龍伯長大后這個任務就自然落到了他身上，每天清早就挑著豆腐擔子到通街四總及周邊鄉下叫賣。

那時，龍伯還是個孩子，賣豆腐的途中看到有小孩在動“麻石三”（一種舊時用小石子當棋子動的游戲），他就放下豆腐擔子和人家玩去了，好晚了豆腐還沒有賣完，回家后自然會受到繼父的打罵。

父親的印象中，這樣的事不止一兩次，龍伯也是要強的人，心想繼父只看起弟弟妹妹，還有書讀，母親又是個老實婦女在家里說不起話，作為繼子自己只有賣豆腐的命。

幾年后隨著龍伯長大成人，他和爺爺之間逐漸有了積怨，他決心自己出去闖生計。大約在1938年前后，他十八九歲那年，跟人去了湘潭的一家石膏礦做工。行前龍伯對我奶奶說：“娘，我出去做幾年工，賺點錢再回來討個堂客另立門戶。”

過了兩三年，一天突然有一大隊人馬從湘潭方向經過永豐向朝寶慶方向開拔。這天龍伯小時候的玩伴，街坊中一個叫鄭明玉的后生氣呼呼的跑到我家，大喊“志嬸幾，我在下頭橋檔頭看到龍哥了，他當兵了，現在過橋往上方向去了。”奶奶一聽，拔腳就去追，一直趕到印塘灣，都沒有看到自己的兒子。

是啊，一個小腳女人怎么能追上融入到了這支千軍萬馬之中的兒子呢？站在潭寶路邊，一直望著這支車馬瀟瀟的鐵流消失在西南天際的滾滾征塵里，奶奶才失望地往回走。路上，奶奶聽人說這支隊伍是開到前方去打日本人的。

這時正是日軍侵華戰爭時期，知道兒子當兵是去打日本后，奶奶每天茶飯不思，整天盼著兒子的歸期。

大約又過了一兩年，奶奶盼來的不是兒子的歸來，而是一紙陣亡通知書和一筆撫恤金。奶奶一直不能承受這個事實，經常說是不是搞錯了，被日本人擄去了，打完仗就會放回來的。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一兩年，伯伯還是沒有回來，奶奶才接受了大兒子犧牲的事實。戰爭奪去了大兒子，奶奶把小兒子父親視若心肝，以至后來父親又要去參加南下的四野大軍，奶奶和爺爺硬是不同意，最后父親是瞞著他們偷偷跑出去參軍的。

說起那張陣亡通知書，父親當時只有十三四歲，只記得大體內容了：龍哥參加的是廖耀湘的部隊，作戰勇敢，犧牲地是緬甸，時任排長。那筆撫恤金匯票還是托人去湘鄉縣城的郵政所兌換回來的，具體多少錢也不記得了。

從小我就將這些從父母口中聽到的記在心里，總想著要給龍伯評上烈士，由于當年的陣亡通知早已遺失，以及相關政策的限制，相關部門的回答是無能為力。父親不知道伯伯的生日，家里在迎請他靈位的那一年，父親只有在清明節設家祭祭奠他。

龍伯雖然是繼伯父，但他也曾是我家上一代的一員，是從我家里出去為抗戰殉國的，為他爭取榮譽，尋找他的犧牲地和遺骨成了我的一大心愿。

2015年9月初，我寫信給臺灣，為伯父申請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章。經臺灣有關部門審核，歷時近半年，2016年春節前的小年這一天，我收到由當時的臺灣地區領導人簽署頒發，海峽對岸寄來的一枚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章及證書。終于使伯父得到了這份遲到了70年的榮譽。

除夕夜，父親舉行家祭，告知伯父得到的這份榮譽。

由于伯伯的經歷，我從小對抗日英烈產生了強烈的尊崇，從九十年代寫雪猛子起就開始留意并尋訪原國軍抗戰老兵，在不少社會人士的幫助下，近10年間先后走訪50余人，并使其中的30多人得到關愛抗戰老兵基金的認定和獲得相應的待遇。其間，還為同是和塘街走出去的抗日英烈李繼昌尋找墓地并立碑。

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我有一個感覺，就是在尋找龍伯，每找到一個老兵，就覺得龍伯的英靈又與家鄉近了一步。

九年前我創辦了“中里微周刊”公眾號，又把尋找本土國軍抗戰英烈的史料和墓地作為報道的重要內容，如梓門鈴山抗戰陣亡無名英烈，及花門黃龍村抗戰陣亡英烈——李云醫官和吳秀卿營長。

幾個月來，為這些國軍抗戰英烈遺骸的收殮尋親或立碑事誼，與龍越慈善基金會“讓每位抗戰英烈回家”項目保持聯系。其間，基金會得知我伯父也是遠征軍英烈后，給我寄來了尋親基因樣本采集工具，回寄后與正在緬甸挖掘收殮的遠征軍英烈遺骸進行比對。上周，和兒子去給父親采集了基因樣本。幾率雖然渺茫，但希望也能找到伯伯的遺骨，讓抗戰英烈早日魂歸故里。

八十四年了，龍伯，您當時離家時街中的石板路已經沒有了，家里豆腐店的木推板門和捧首墻上“龔福和”豆腐店的招牌早已不見了，和風總兩頭街口處的兩條橋也早已變了模樣，不再是你曾經賣豆腐無數次經過和你出征去抗日戰場時走過的那座西式纜橋了，現在的人稱它為“永豐新橋”。

“娘，我會回來的。”龍伯，當初您離家時給奶奶許下的承諾，已經過去了80年。多少個山花爛漫的季節，又有多少父母能等到他們的兒子回家呢？

龍伯，您在哪里？是在向緬北挺進的途中，還是在野人山的10萬英魂里？無論在哪里，我們在等您回家。